Youth is not a time of life; it is a state of mind

眾所周知，孫中山先生曾經天才預言，中國社會文化的現代轉型必將經歷軍政、訓政與憲政三階段。此後包括台島在內的中國轉型歷史，說明這一預言多少已經變成了現實。此刻斷言“中國已然步入訓政初期”，根據在於據此而來的、關於中國近代史的一個基本判認，即大致從1927年國民政府統一全國，施行一黨專政，到 1992年鄧公南巡重啟“改革開放”，至晚下迄鄧公駕鶴西歸，屬於中國的“軍政時期”。台島的情勢略有不同，這一時段的後限大致為1975年蔣公去世。鄧公駕崩後十多年，為一過渡期，牽引出晚近“胡溫新政”。由此起航，特別是最近兩年的發展，表明中國“訓政時期”來臨，略類於1975年以降至1996年 “大選”期間的台島情形。1996年的“大選”，特別是2008年的政黨輪替，表明台島政治正式進入憲政時期。在台灣，這一“訓政”過渡期約為二十來年，還算平穩，結果稱善；大陸情形復雜，牽連廣泛，遭臨前所未有的多種變量，可能至少還需時二十年。

這裡，筆者從平庸政治、規則政治、民意政治、維權政治以及日常政治五個方面，對此細予闡說。

平庸政治

首先，晚近十多年來中國社會中出現的一個最為重要的政治現像，也是導致中國進入“訓政初期”的基本因素，就是強人政治不再，平庸政治登場。按照馬克斯· 韋伯的三種權威形式來看，至晚從鄧公仙逝以降，中國社會的“奇理斯瑪”便已一去不返，即便君心有意，私淑再三，也無重啟強人政治的現實可能性了。自此以還，遍尋國中，無人得當這一角色，或者說，再也不存在造就強人政治的社會歷史條件了。造就絕對權威的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不再，絕對權威隨之不存，猶譬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失察於此，模仿強人，甚至自以為強人，徒落笑柄而已。另一方面，法理型統治遠未登場，完全經由法理權威而執政的社會歷史條件尚不具備，或者，當事人囿於利益羈絆，不願意即刻俯就這一權威形成程序。置此前後過渡時段，只好一切以“維持”為務，以待時變。格局既定，響應風從，從上到下，一以 “維持”自允。所以，整個體制，才會疲命於“維穩”這一當務之急，也才會有“維穩”這一“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甚至於，為了“維穩”與“維持”，不息“花錢買平安”，以向民粹主義低頭來換取“穩定”，換言之，換得統治權，將墮落政治的市儈和短視，暴露無遺。

在此語境下，“不爭論”與“不折騰”成為平庸政治的不打自招。所謂“不爭論”，在鄧公時代所針對的主要對手是“極左”勢力。避免“姓資姓社”一類的爭論，搶得時間，概屬一種旨在避免節外生枝、確保改革開放順利推展的策略。事實證明，此種爭搶時間，懶得糾纏，免於意識形態鬥爭，依恃社會經濟的成長來自發消隱“極左”勢力的策略，不僅是成功的，而且，代價較小，“深得民心”。當其時，“極左”勢力做事不行，添亂還行，因而，避其鋒銳，不失一著高招。然而，與此相反，到了如今這一地步，“不爭論”除開表明自身道統不足，新型國家哲學與政治本身的意識形態匱乏，因而，無心、無法也無力“爭論”之外，唯一能夠說明的，不過是平庸政治的鴕鳥心態，一種“維持住”，“維持”一天算一天的“平庸”而已。因而，“不折騰”應運而生。所謂“不折騰”，其正面意義在於彰顯了執政者再度決意摒棄“運動”式整治的政治意志，而“運動”，無論是何種意義上的“運動”，對於中國社會歷史記憶而言，都是一種噩夢，時至今日，誰再玩弄或者變相玩弄這種政治術，誰就會喪失政治正當性，自取滅亡。就其負面意義而言，如同“不爭論”，它不僅屏蔽了對於當下秩序正當性的自然法追問，而且，更在於暫時阻塞了應對分配性衝突、拓展新型政治結構的民族想像力，將一切托付於“維持”策略，其實屬於一個“拖”字訣。而“拖”，不是別的，正是平庸政治的行政現象，將一個缺乏理想、抱負與血性，充盈市儈政治、投機心理和平庸氣質的當代行政，展露無遺。

之所以以“拖”待變，求於“不爭論”和“不折騰”中延祚，根本原因還是一個既得利益問題。道理很簡單，只要能拖一天，則既得利益，特別是政治領導權就能維持一天。其於政治集團，固然事關根本，其於個人，同樣意味著福祿雙全。一旦以政體變革來應對國家利益合法性轉向的大眾呼求，來接應中國轉型的歷史前景，則既得利益喪失的可能性頓成現實性，而這意味著天大的政治責任，也許要搭上個人的政治生命。面對此情此景，誰也不願意承擔歷史責任，或者，也無力擔承。既然如此，只好大家一起來“維持”，這樣至少可保眼前利益，也是“大家”所心照不宣的。當年鄧公說“兒孫的事留待兒孫自己去解決”，實為以時間換空間，期於模糊現狀中予現狀以轉圜之機，屬於絕頂的政治智慧。今日“兒孫”再這樣說，只能說是不負責任，屬於能推脫就推脫，不敢直面歷史的“平庸”罷了。一如“韜光養晦”轉而為“維穩”，便格致盡失，等而下之了。而這，還是“平庸政治”的表現，正為“訓政”時期來臨的征兆，可能，也是“訓政”得以進行的條件。置身歷史三峽，腳下激流翻滾，灘險浪急；放眼望去，四維峭壁危岩，前程漫漫。如果說當年的袁項城，如唐德剛先生所言，“望峽生畏，要調轉船頭，駛回重慶，其居心原不難理解，只是其行為則愚蠢不堪罷了……”，那麼，今日以拖待變，似乎還算是聰明的呢！只是，其對現實和既得利益確有“交待”，而對歷史和整個國族利益，特別是對那個叫做“歷史時機”的東西，則難以“交待”了。

在《袁氏當國》中，唐德剛先生曾經提出過威權政治的“權威代際遞減律”這一命題。即第一代打江山的領導人享有絕對權威，屬於不折不扣的“奇理斯瑪”，真正的魅力型領袖，以後其“魅”逐“代”遞減，以至於無，因而，不得不重新尋找新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以此觀之，則自毛、鄧以還，經過四代更迭，權威代際流失明顯，亟需尋找新的合法性。處此世界格局，如前所述，以重回絕對威權時代來增益合法性已不可能，另一方面，又無勇氣和條件即刻啟動法理型權威塑造進程，因而，只能拼命“維穩”，靠“維持”來打發，而恰成一種“訓政初期”的意像。

也就因此，此刻的中國政制呈現出一種復合形態，糅合了模擬的民主政體、傳統的王朝代際政體、元老院制度與禪讓制度等各種因素，分別以人大制度、第某代領導集體的政治安排、政協制度來體現和落實。經此模擬，它們提供了一時之需，滿足了多方面的需求，但卻回避了政治正當性與憲法正義這一根本性時代難題，從而，在發揮了基本“維穩”效能的同時，潛伏著並懸置了政體與政權的雙重危機。如果說中國特色，這正是特色所在，但卻並非最具穩定性與可持續性的較好制度選擇，也是不言自明的。

規則政治

由此，與平庸政治聯袂而出的，必然是“規則政治”。晚近十多年來的中國社會政治生活中，與“奇理斯瑪”早已脫魅，強人不再的歷史進程相伴相隨的，是世俗化色彩愈益濃重，世俗幸福而非“神聖幸福”，成為歷史必然性前景，也是市民政治經濟學的社會願景。此情此景，如前所述，堵絕了任何再現強人政治的社會歷史可能性，甚至連“一超多強”的格局亦且不復存在。即便有人樂意重溫舊夢，事實表明，非不為也，勢不能也。恰恰相反，社會的多元化趨向和開放性發展，釜底抽薪般地掏空了強人政治的社會歷史前提，使得“誰也不怕誰，又誰都怕誰”的勢力格局定型，表明誰都需要妥協，在妥協中求得自保，進求發展，才是常態的政治之道這一道理愈益成為分享著的共識。凡此當代中國社會歷史自我演生的政治進程，在宣告僅憑強人一己政治意志主導政治進程的獨斷政治歷史不得不告一段落的同時，提示了建立政治規則與規則政治，並且依此進行政治游戲和游戲政治的必要性與現實性。

換言之，所謂規則政治，並非一定意味著法治主義意義上的“依法辦事”，亦非等同於對於憲法規範的奉守無違，更不是政治正義意義上的憲法政治。毋寧，它講述的是確保“大家”都能進入和保有體制中的發言權，以權力入股參與利益分配的“游戲規則”，介乎法治主義的規範政治與通常所謂的“潛規則”政治之間，而蔚為“大家”進入“政治場域”並進行“政治活動”不可不依的博弈守則。因此，它不是簡單的“官場潛規則”所能概括，此種市儈主義的衙門陰刻與胥吏套路，講述的是媚上欺下、左哄右瞞、溜須拍馬、拿捏分寸、吮癰舐痔的生存術，哪裡只是今日的景像。

譬如，以“生日”劃線決定進退，排除了強人政治的生理可能性，可謂一種應急性的規則政治，一如從“一線”退居“二線”，依例而行，迄今漸成凡例，都是削弱威權政治，引導其嬗變為規則政治的“規則性”對策。凡此規則的良性發展，有可能成長為法治政治的可能性制度空間。迄至有人“裸退”，似乎更是在為某種制度性因素的成長積累人身個案。反過來說，倘若“生日”不到，遽予進退，或者，應歸二線，不願“裸退”，卻予屏退，均為“不講規則”、“打亂規則”之舉，可能同樣遭致不容。其他各項，尚有多種，不予一一，但均為規則政治之例，則無疑義。

總體而言，較諸法治政治或者憲法政治，規則政治尚處於前政治時代，難稱其善。但是，相比於威權主義的獨斷政治或者獨裁政治，卻要“講理”得多，“有規則”得多，也似乎人道或者民本得多，而且，更多程序主義制度因素，已然接近現代政治的門檻，不一定反政治，可謂“進步”。而無論是“有規則”，還是“講理”，抑或人道與民本，特別是程序主義的制度因素，都是獨斷政治或者獨裁政治的對立面，從而，它們表明了一場正在行進中的悄然變革，即經由“大家”共治這一格局來約制權力，以及一定程度上權力的自我約束，從而通達真正的政治秩序的當下努力。

在此過程中，一個逐漸達成的共識，也是導致規則政治逐步抬頭的一個基本原因是：倘若連此規則亦且不講的話，那麼，必然置體制於危殆之中，任何既得利益都將化為烏有，大家一起玩完。而維護既得利益，“維持”住既有統治權的存續，可以超越一切利益之爭，才是最大的共同利益，也就是自身的最大利益，自然不言自明。換言之，只有共同奉守凡此規則，才能捍衛大家一起賴以生存的體制，以對體制這一股權的維護換得自家的權力股份，進而才能以權力入股參與利益分配。—— 而這就是所謂的“講政治”，雖然其實並不政治，無政治，甚至反政治。借用梁漱溟先生當年論述憲政原理時使用的“勢”與“理”這一對概念，不妨說，“誰也不怕誰，誰又都怕誰”的格局，可謂之“勢”；凡此對於既得利益及其與現有體制內在關聯的體認，對於有關“規則”的必要性的認知及其尊重，則為其“理”。兩相粘合，卻發揮了某種權力的自我謙抑效應，而導致訓政的結果，自屬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當然，若無下文將要簡述的對於民眾之“怕”，僅有凡此兩項，還是不足以造成這一善果的。

凡此理念，不僅導致規則政治出現，在威權主義的強人政治與法治政治之間臨時充當了一種過渡角色，而且，它造成了“改革開放”在刻下的停滯不前，甚至於理念層面的倒退，在表明這確屬一個平庸政治時段的同時，提示了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特別是建構新型國家哲學，實現政體轉型的迫切性。換言之，將規則政治引向法治政治，更進益為憲法政治，解決中國文明的政治秩序的轉型和新型政治秩序的締造這一最為根本的“中國問題”，恰恰是此刻不可回避的政治使命，也是不枉規則政治，而近似於政治的政治努力。進而言之，“誰都不怕誰”格局中的“誰”要是率先扭轉此種情勢，將“維穩”力量更張為“維新”因素，撥轉中國政治船頭駛向法治政治，乃至進境於憲法政治，誰就占據了政治主導權與政治合法性，“大家”也就不得不服。這是後話，涉關所謂“決斷”，下文還將詳論，這是僅作提示。

申而言之，規則政治逐漸抬頭，不僅源於“誰也不怕誰，誰又都怕誰”的勢力格局，而且，不能排除代際更替帶來的觀念轉型所發揮的“支援意識”作用，而同樣蔚為一“理”。在此規則政治主導政治行為，而非憲法政治主導政治的平庸時刻，一個善良的願望是基於權力代際遞減律，代際更替引發的觀念轉型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然而，究極而言，若無底層社會的參與熱情所表述的對於真正的政治的渴求，基於分配性衝突而凸顯的社會緊張，僅僅基此“勢”與“理”，是不足以造成刻下的訓政意像的。換言之，“誰也不怕誰，誰又都怕誰”的“誰”，不能遺漏億萬“民眾”。他們是“誰”，“誰”又在乎他們，儼然成為一個問題，嚴重的、迫在眉睫的、不得不回應的問題。正是因此，他們進而蔚然成“勢”，推逼著規則政治逐漸不得不講政治規則，並且有可能導向講求憲法政治的未來。而一旦不得不開始講規則，就是在對政治做出行政回應，而為規則政治邁向法治政治預留伏筆。一句話歸總，無名的民眾，在此成為“誰”與“誰”格局中的一方，“怕”與“被怕” 的對像，才是導致刻下情勢的根本原因。如同曾經上演過的政治歷史劇所演繹的情節那樣，無名的民眾不是通過別的，正是經由“維權”，彰顯了“民意”的向背對於政治合法性的決定性意義，才使得民意政治與維權政治，成為此刻中國社會的時代特征，而共同引導出政治場域的訓政意像。

民意政治

晚近十多年來，隨著權威代際遞減現像而出現的，是政治場域的“民意”權重逐步遞增。“民意”作為一種政治因素，而非只是一種社會現像或者社會心理現像進入政治合法性的考量視野，蔚為一“勢”，甚至似乎成為了“誰”，獲得了最高決策層的政治響應，正說明形勢比人強。如果說前者可以歸納為“權威代際遞減律”，後者則似乎彰顯了某種“被治者”的權重在合法性天平上“增量發展”的現實性，而構成了下文將要論述的與民主接軌、引導訓政過渡到憲政的可能性。凡此無名，姑以“民權代際遞增律”名之。其與“權威代際遞減律”同源並生，構成了同一歷史進程的雙翼，同一主題的復調形式。

這一歷史進程和主題不是別的，就是對於公共權力合法性與正當性的追問與重構，有關經由限制公共權力而規範公共權力，導約其進境至憲法政治的政治努力，恰恰彰顯的是一種“訓政”的政治進程與社會努力。不可否認，無論是“個案”民意，還是大眾民意，前者如杭州“周久根案”，後者如日益強勁的要求調整個稅起征點的呼聲，一點一滴，已然或者正在影響著行政決策與政治進程。在此，表現為網絡議政現像的“民意”褒貶，充當了言論自由匱乏年代的發聲裝置，也是具有一定效能的體制外制衡力量，構成了“訓政”初期的一大公器。在平面媒體“第四權”虛弱不堪，而“代議”形同虛設之際，“網絡議政”代為傳聲，將威權政體下無法 “上傳下達”的，攤在了陽光下，從而迫使當局為了政體的合法性，不得不有所動作，在在說明了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這一顛撲不破之理。特別是2009年的“綠壩事件”，經由包括互聯網在內的各種媒介所表達的民意，強大的民意所彰顯的理性邏輯和壓倒性聲勢，使得政府在事關公民憲政權利上的亂作為，率爾操觚，居然不了了之，草草收場，更是將“訓政”意像推展為當下活劇。

民意之所以能夠發揮訓政作用，進而形成民意政治現像，在於傳統的權威資源代際流失，因而，一方面汲汲於“保八”，繼續將蛋糕做大，以GDP合法性維護政體正當性。另一方面，置此社會參與熱情亟需釋放的當口，從民意中汲取合法性來增益權威，不僅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也就因此，民意才能多少成為權力的督導因素。事實上，晚近幾年來，雖然一方面“精英寡頭化”的傾向並未止息，國有壟斷企業的寡頭們掀起的“國進民退”甚至更進一步惡化了經濟生態與民生福利，但是，與此同時，免除農業稅、推行全民醫保、提高退休金等等“灑毛毛雨”式的舉措，星星點點，卻使民意甚感慰藉，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特別是最高層針對“個案”民意做出的果斷反應，包括事後以司法程序來收束，都贏得了掌聲一片。情勢所至，當今中國，任何再霸道的官員也怕自己“被上網”。——億萬國民在被國家統計局“被漲收入”的同時，居然操握了“被上網”這一籌碼，雖非體制轉型，卻是一大變化，正說明“訓政”就在當下。就此而言，對於經由網絡的“民意”的正面作用，再怎麼褒獎也不算高估，正如切不可低估現有政體的應變意識和自我修復能力，相反，應當容忍並且鼓勵諸如此類的體制性積極反映和反應，以“各得其利”的結果發揮民意的善良效能。

實際上，在此刻中國的語境下，如果沒有現存政體的良性配合，任何民意都難以形成民意政治現像。而推導現有政體做出任何政治努力的一個最為核心的要素就是，維護現有政權的存續，它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因而，“維穩”（或者叫做“保政權”）成為“最大的政治”。依據現有體制，“維穩”責任是層層分攤、按照人頭來落實的，造成了“誰出事，誰負責；哪裡出事，哪裡負責”的責任格局。因此，不出事，“維持住”，既是一般官員的政治生命所在，也是行政座右銘。任何官員對此視而不見，置若罔聞，就意味著仕途完蛋。因此，即便是“出事”與“怕出事”這一行政約束，也是一種積極因素。它不僅使得各級官員逐步意識到尊重“民意”的重要性，這是“不出事”的必要條件之一，而且，還逼迫著他們正在學習如何尊重民意，甚至，利用民意。

上文陳述的多為民意政治的正面成果。與此同時，不難看出，伴隨著“不出事”預期的是對於民粹主義的行政遷就。其極端者，是無原則的“花錢買平安”，同樣落入取消政治與反政治的窠臼。對於大量存在的所謂“涉法涉訴上訪案件”的處理，即屬其例。雖然總體而言，官府並不把普通民眾當回事，特別是愈到低層，愈是如此，但是，正是這極小比例的迎合民粹主義的舉措，也可能敗壞民眾的政治胃口，適為對於建立真正政治的當下努力的背叛和抵消，其於建設中華文明政治秩序的負面影響，不可不察。本來，政治演出是大眾與精英的合唱，是大眾事業與精英事業的統一，需要循依熱情與理性所搭建的雙軌，合轍並行，始望抵達目的地，庶幾終成善果。相反，如若為了“維穩”，不息出賣原則，其於政治目的而言，不免南轅北轍。

而拋開紛紜世像，一句話歸總，民意政治之所以成為當下中國政治合法性建構進程中的重要參量，甚至形成筆者所說的“民權代際遞增律”，還是因為民意的主體，千千萬萬的普通民眾，通過多種形式和途徑，展現出了自己的力量，蔚為一“勢”，使得現有政體自願和被迫作出一定的回應。正是在此，千千萬萬個體的“維權”行為，甚至是以“開肺”或者“斷指”等慘烈的絕望性反抗來進行維權所形成的“維權政治”，才是造成刻下日益明顯的“訓政”意像的最為根本的原因。

維權政治

十多年來，尤其是晚近“胡溫新政”以還，草根權利意識覺醒，民間“維權”風起雲湧，蔚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大特征。其形態林林總總，其方式紛紜多姿。小到地鐵入廁交費後索要發票，大到數萬人蜂擁街巷討要公道，形成“甕安”“石首”式的政治景觀。理性溫文者，依法循例向政府部門請求預算公開，上訪信訪，千裡迢迢上京城；壯懷激烈的，不免訴諸圍堵機關、強占馬路等等將事件“問題化”的路徑，希望引發高層和社會“注目”，以求得問題的解決。其中，足令國人心驚、官府赧顏的，當數無數草根被逼以“開肺”、“斷指”、自焚、跳樓等等絕望性反抗來表達公義訴求所引發的公共事件。而且，與大規模民眾聚集表達抗議的形式不同，近年來甚至出現了廈門、上海市民“散步”這一獨特而充盈智慧的公民聯合行動方式，合法突破了噤聲底線。與上述“民意政治”相聯，藉由媒體，特別是塞博空間，乃至於塞博空間的“人肉搜索”對於特定人物和事件的梳理與評論，不僅將欲蓋彌彰者暴露於陽光之下，而且，推導公共權力介入，在成功回應了“周久根” 們的橫行無忌的同時，間接“敲打”了類似行為者，規訓著“官箴”，同樣是一種民間維權形態，表達的不外是限制濫權與惡政、維護底線倫理的公義訴求。

實際上，即就晚近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短程歷史來看，維權政治早在“小崗村聚義”之際即已啟其端緒。十八戶村民歃血為盟，冒險犯難，不僅像征著“人民” 通過自我政治立法實現解放，而且，它更意味著“人民”聽從自然之法，即一種表征信義與公義的應然人間秩序的召喚，按照“習慣法”的規約和程序，毅然決然地實現了對於人定之法的否定，引導著行政順天應人，在那個“瞬間”裡重建了政治。因而，一如刻下形形色色的“維權”活動不僅旨在在捍衛自身權益，更在於客觀上督導行政自律，促使公權力向善，“小崗村聚義”作為理性的自我立法，包括對於生存、仁愛、理智、信義與和平諸端的含詠與追尋，也就是在一國之內永久和平意義上，對於惡法的成功揚棄。而凡此一切表現為和平場景下的生存鬥爭與尊嚴政治，彰顯了“人民”的道德境界，從而，僅就此案來看，正不妨說，“習慣法”訓育了惡政，引領著全民族走向道德自救，上述各種維權形式，其意在此，其義亦在此。

換言之，晚近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與民生路，甚至容忍市民社會的囂嚷生態，鼓勵凡俗塵間的浮世繁華，不僅是世俗理性主義引導下行政高層務實路線的善果，而且，其張馳收放，無一不是因為感受到來自民間的壓力，所以才會有所因應。正是包括起自小崗村、形諸今日的形形色色的“維權”活動所造成的民間壓力，彰顯了釋放民間活力的緊迫性，表達了承認“人民”的政治正當性的必要性與“公民”的憲政意義的緊迫性，從而才有了今天相對寬和的時代氛圍。也就因此，晚近中國的轉型與進步源自多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條，就是萬千中國人經由“維權”，對於公共權力施行“規訓”的拼死努力。可以說，正是千千萬萬的普通中國人舍身犯難的“維權”鬥爭，一種承認政治意義上擺脫“主奴關系”的人道抗爭，養育和造就了此刻的中國。而這就是“訓政”，一種實實在在的規訓行政、培養政治的偉大公民事件，也是通達真正政治的不二法門。

民意政治和維權政治引發了一起又一起公共事件，促成了一場又一場公共討論，已然發揮並且正在發揮著建構公共空間、提煉公共理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換言之，三十年來的中國社會政治旅程中，“民意政治”和“維權政治”的出現就是最大的公共事件。而這宗最大的公共事件的最大效應，就是觸發了對於公共空間和公共理性的關注，彰顯了公共空間的闕如是中國社會的軟肋，公共理性不彰正在成為妨礙中國走向成熟國族的最大障礙這一事實真相。而解決之道無他，還是要通過規訓公共權力，不斷、持續而有效的規訓，於訓政中求政治，在培育政治中提煉憲政，最終造就中國文明的政治秩序。

晚近維權政治的出現和官方就此進行的回應表明，權力本性上是惡的，易於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趨向於惡，從而具有腐敗的絕對必然性，必須時時予以規訓，才能指望它正心誠意，走正道，辦正事，得善果。即便如此，也還是防不勝防，更何況民權不彰，制衡體制闕如。在過往三十年的進程中，整體而言，法學界奉守自由主義的價值取向所進行的權利“啟蒙”，特別是法權主義進路所昭示的程序理性與救濟提示，於此厥功甚偉。可以預言，隨著訓政進程的深入，中國社會逐步走向常態發展，日常政治登場，法制和法學在培育政治、建設中國文明政治秩序中的積極作用，將會愈益凸顯。事實上，之所以說凡此上述四項“政治”導向一種“訓政” 軌道，就在於它們引來並且營造了一種日常政治景像，而所謂的憲政不是別的，恰恰以日常政治為基礎，而且構成了日常政治的根本秩序。

日常政治

憲政是日常政治的根本秩序。換言之，在非常政治時刻，談不上法制與法治，更遑論憲政。姑且不論革命與戰爭將法制和憲政放逐，所謂“戰爭讓法律歸於沉寂”，就是重大的社會歷史轉型，也常常不免以暫時擱置憲政為條件和代價。對此，中國心智其實已經理解，並且，諒解了。

這裡涉及到一個十分重要的分梳，即基於“非常政治”與“日常政治”的區分對於當下中國歷史時刻的判斷問題。總體而言，啟自鴉片戰爭，晚近一百多年的中國近代進程，均為中國歷史上的一種非常時刻，也就是一種非常政治時段，以“歷史三峽”名之，恰如其分。但是，就峽中景像來看，在“三次改革開放”這一總體段落框架下，愈往晚近，愈趨常態。換言之，啟動三次改革開放之際可謂非常時刻，如同“八年抗戰”與國共內戰絕對是生死存亡的非常時刻，而後的時光就相對“常態”一些。就眼下正在持續進行中的“第三波改革開放”而言，1978年末和1992年初，可謂兩大非常時刻，需要解決“方向”“路線”的大是大非，事關 “中國往哪裡去”這一生死攸關之事。愈往晚近，愈益常態，大聲疾呼的“啟蒙”與“解放”所終於迎來的，不過是也只能是一個世俗化的庸常時代。狂飆突進的時代過去了，正如“大革命”早成昨日風景，只遺存於歷史記憶深處。時至今日，正不妨說，中國已然步入日常政治時段，也必須盡早進入日常政治狀態。而憲法政治恰恰是日常政治的根本秩序，以日常政治為條件和對像。

前文序列的四項“政治”，即平庸政治、規則政治、民意政治和維權政治，既為日常政治准備了條件，也就是在為從訓政過渡到憲政預作准備，而且，它們本身也是日常政治的表像與原因。在筆者看來，憲政所需要的四項基本條件，恰恰可從上述“政治”中引申發展而來。除開日常政治這一條件外，就當今中國而言，憲政需要民主、法治與共和等基本要素。如前所述，“規則政治”具有導向法制或者法治的可能性，民主來自“維權政治”，而首先是稅收符合公義、建立公共財政、產權法治化的努力，等等。凡此種種，也正是當下維權政治的致力方向。共和則引自“民意政治”，指向共善與均富基礎上全民政治上的和平共處，正如日常政治來自於 “平庸政治”。

凡此諸端，有望於未來一統於憲政框架，造就一種以法律信仰和憲法愛國主義來收束公共生活，訓導政治的憲法文化，從而最終造就現代性意義上的中國文明的政治秩序。僅就此刻而言，其所營造的，也只能營造的，卻是一種訓政意像。特別是維權政治，以當下、直接和普遍的壓力形式，傳達了政治合法性的危機信號，促使行政做出政治回應，最為有效地發揮了訓政效能。行政高層於此所作的正面回應，一定程度上兌現了政治的本質，彰顯了政治的德性，從而為引導其效力於建設現代中國的國家德性，提供了制度想像力。而能否從此訓政過渡為憲政，使得想像力指向的歷史必然性願景變成現實政治秩序，現有體制於“刺激－應對”中的自我演生固為根本因素，但是，因應於政治的本質屬性，徹底實現政治的本質，推正在爬坡的中國歷史進程一把，達致國家建構進程的政治性生存，同樣是必要的，甚至是更為重要的歷史要素。

政治決斷

在此，政治的本質不是別的，就是“決斷”。而且，它不僅是政治的本質，更是政治的義務，踐履這一義務、恪盡這一本質是政治家的責任倫理，蔚為政治從業者的天職，也是使得行政有機會進境為政治的樞機。否則，便是偽政治、取消政治，或者，反政治。可以說，未曾感知決斷的政治從業者，從來就不是政治家，正像歷史沒有給予決斷機會的政治家，永遠只能曲居潛在政治家的行列，可能充其量不過一介行政干才而已。然而，如果歷史展現了給予這一機會的善意，歷史進程中的當事人卻冥頑不靈，怯於或者拒絕兌現自己的責任倫理，那麼，這樣的政治從業者，當然不是政治家，毋寧，市儈、平庸甚至於不負責任的政客罷了。

當下中國，轉型歷史正在爬坡，需要的是助力“推一把”；民主政治正在敲門，缺的是“臨門一腳”。對於富於理想並且深諳政治本質的政治家來說，可謂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時代呼喚著自己的政治與政治家，要求他們經由政治決斷，將中國從訓政引領向憲政，最終完成中國文明的政治秩序的現代性轉型，徹底走出歷史三峽，實現中華民族的政治成熟。而且，其真誠與迫切，絲毫不遜於“1978年”或者“1992年”等重大轉折時刻，而就“歷史意義”而言，勢必遠遠超出當年。

至少，在兩個層面上，時代展現了盡速實現政治本質的歷史善意。我們知道，政治的本質不僅可能表現於平時，更會展現在非常態之際，而且，非常態時刻所需要並且賜予的展現機遇更為充沛，對於兩種世態的把握以造就或者扭轉時代，是真正的政治家的天才稟賦。在此意義上，就中國已然步入訓政初期而言，需要的是推正在爬坡的歷史一把，渴求的是臨門一腳，因而，基此願景加速這一轉型，不僅不是對於日常政治的反叛，恰恰相反，是扭轉平庸政治，經由規則政治而締造政治規則的偉大行為。就中國尚未走出歷史三峽，處於大國成長的關鍵時段，因而依然位處非常時期來看，推一把、踢一腳，例屬非常時刻的非常之舉，必得非常之果，而呼喚著非常之人的應運而生。如果說政治的技術合理性在於區分敵友，那麼，其道德合理性則維系於國族生存。國家作為民族狀態的終極格局，屬於並且源於政治，而且，以政治或者特定政治為本質。反過來說，“國族生存”要求政治與政治決斷，而國族生存依恃於並且正是為了千千萬萬的國族成員的安全與福祉。另一方面，政治決斷展現的政治意志，同樣托命於國族生存，正如所謂的“體制”必以國族生存為鵠的，方堪托命。在此，實現政治的本質，果斷“決斷”，其實是在完成雙向托付，履行義務，既是啟示，也就是天命。經此過程，展現政治熱情與政治從業者的理想，不僅表明實施決斷、實現政治本質的履約，而且，它凸顯的是生存論意義上的國族位格的偉大行為。否則，不啻“抗命”，而且，實為“背約”，表明國家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分裂之勢，最終危及的是生存論意義上的“國族生存”。

的確，政治具有先在性與現實性，構成文明共同體的最高智慧，也是共同體的最高之善。社會必然是多元的，有差別的，而國家則須為統一的政治體，而且，是具有決斷權的政治統一體。政治統一體即主權，主權是一種決斷非常狀態的決斷。因此，基於打破僵局，推轉歷史巨輪繼續向前這一問題預設，自由民族主義的共和法權理論呼喚決斷，其實是在呼喚一種主權者意志的偉大展現，也就是在涵養民族性靈的最高之善與中國文明的最高智慧，同時，表達了塑育主權與主權者的訴願。基於人民主權的國家主權及其肉身化的賦權，輾轉為形諸立法主權的憲法政治與法治主義的行政，可能是實現當下決斷的可欲方式。就此而言，上述種種表明“中國已然進入訓政初期”的政治現像，非唯羸弱弊政，相反，倒是構成引發主權者進行政治決斷的歷史契機的必要條件。

職是之故，作為對此主權者及其政治意志的軟化和制約，防止早已上演多輪的歷史悲劇重演，從而順當突進這一歷史進程，自由民族主義的共和法權理論同時強調，決斷是政治統一體的選擇過程，因而，必然是非私人性的，注定了只能是國家政治，而且，是一種公共政治。決斷需要經由行使立法主權來實現，包括市民的立法和政治的立法。換言之，藉由集體行動機制和公民自由原理，將此決斷換形為人民的立法主權，以社會生活本身的變遷為基礎，藉立法開道，用法律的現實化與技術性要素，規制決斷，避免重蹈造神覆轍和意識形態糾纏，同樣是一種警怵之策。也就是說，任何肇端於政治動員的“決斷”，必須以“立法主權”調控下的法律表決為自己的合法性形式，換形為“立法博弈”的程序主義安排。在此，自由民族主義法權理論主張高舉兩面旗幟，即一方面肯認此時此刻的當機“決斷”對於歷史進程可能起到的打破僵局的衝決功效，同時藉由自由、平等、公民聯合與國家利益等四項原理，特別是自由原理和集體行動機制，築堤設壩，將決斷的滔天洪流輸浚於立法主權的河道之內，從而最終導向憲政正義。因為，如果說“一個民主社會對於英雄人物必須永遠加以提防……領袖人物不能自己冒承具有英雄的能力”，那麼，對於民主社會這一前景的呼喚同樣不能僅僅寄托於“英雄的能力”和“英雄人物”的決定意志。但主權者的偉大決斷可能以一人之身，推進現實往前騰躍，使歷史接近於這一前景，卻確為實情，亦且為歷史所再再佐證。因此，這一理論鋪陳看似一廂情願，本身也可能頗多矛盾，但現實本身如此矛盾，萬般糾結，因此只能以“實踐邏輯”破解，至於理論運思優美與否以及表面的矛盾，只要無損於實踐問題的解決，都是不妨略而不論的。

由此，如果說施密特式的政治概念在於以性惡（無辜的人類邪惡）為立論點，旨在彰顯敵我關系的對立的話，那麼，此刻對於政治本質的呼喚和彰顯，包括對於主權者及其肉身化的賦權的理論說明，不僅在於承認政治的概念的確立基於“無辜的人類的邪惡”，政治的概念不可能從樂觀主義出發，但是，與此同時，卻更在於說明，它會並且應當導向一種光明的結果，即全體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處與人類永久和平，而恰成中國文明政治秩序的助產士。

走筆至此，不能不提到一種觀點。有人說，我們應以大局為重，交出自己的自由意志，暫先懸置民主、言論自由與政治建設；只要再熬30年，中國經濟必將更為繁盛，中國社會一定更加繁榮，中國綜合國力勢必更為強大，那時再去發展民主，建設多元社會，享受自由，行使政治，可能是一種明智的選擇。換言之，此刻需要顧全大局，以犧牲當下利益，謀取發展（首先是經濟成長）以及發展所必需的穩定和秩序。

其實，這種思潮並不新鮮。所謂“犧牲兩代人”或者幾代人，以換得未來光明前景的宣諭，信誓旦旦，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會是最後的。曾幾何時，那種為了實現“基督天國”式的人間樂園而犧牲當下和小我的做法及其惡果，“很鬥私字一閃念”式的左翼極權政治，曾經給數代中國人帶來滅頂之災，其之創巨痛深，記憶猶新。

對此思潮，在下的看法是，這連傳教士有關來世宣諭的技術含量都沒有。有意無意，傳教士們常常不僅以末日審判或者地獄之苦進行威脅訛詐，也以來世幸福作招徠，其於信眾或者潛在的信眾，真的是一手橄欖，一手刀劍，而兩手都要抓，兩手都很硬。可是，就此刻的議題而言，如果挪用此招，相信不會靈驗。畢竟，事關世俗幸福，而非神聖幸福，每個此在男女，血肉之驅，俗世市民，守法國民，自覺的公民，不會聽憑哄騙的。置此世俗化洪流滾滾、人性需要回歸常識以確保基本安全的時代，此種天國式宣諭，早已為常識所唾棄。畢竟，時代變了。

在此，首先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是，誰有權作此宣諭？什麼人有權要求我們放棄，又憑什麼讓我們放棄？以未來的承諾剝奪眼下千千萬萬人的現實利益，其歷史必然性前景果能兌現嗎？換言之，如何能夠保證三十年之後，經濟更加發達，國家更為強大，民主就會自然降臨？又如何能保證不讓竊賊假爾之名偷走我們的生命和自由？怎樣安頓千千萬萬國民強烈要求政治民主和社會多元的政治熱情？

事實是，誰也無此把握，一如誰也無權作此假設與允諾。無人得為那個完全沒有把握的未來，以犧牲這一代或者下一代為代價。道理很簡單，人不能以人做工具。恰恰相反，眼前的這一代人應當擔負起責任，接續前賢，以這一代人的煎熬、探索與奮鬥，為下一代人，為下下一代人營造更加美好的社會，一種良善生活，預為鋪墊。在此，的確要做出犧牲，而且，犧牲，甚至是重大的犧牲，可能在所不免。但是，問題在於，所謂犧牲不是說我們現在放棄民主訴求，僅僅以經濟成長作為一元指標，而是指在力保經濟持續增長的同時，竭盡全力，積勞積慧，找出實現民主、實現中國政治現代化，包括均富與更為公道的生活的契機、條件和制度，而後，讓下一代人能夠平穩進入這一社會。事實上，走到今天這一步，一個顯明的事實是任何人也無法否認的，即民主法治缺位，經濟發展同樣沒有可持續性，甚至於連基本的“穩定”亦且難保。再說，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誰會等你三十年呢？如果說什麼大局，這就是大局，天大的大局。

否則，“我們這一代”等於是在推諉，以鴕鳥身姿，不負責任，把這個任務推給下一代人去苦鬥，屬於典型的市儈政治與小市民式的目光短淺。有鑒於此，如果說有一個“中國夢”的話，那麼，這個夢不是別的，也不可能士別的，而只能是在回應建設中國文明的政治秩序這一時代主題中，求其脈絡，得其善果。換言之，富強繁榮、民主憲政、人權、民主、自由、博愛和文明，凡此指標與條件，其於建設良善生活，使得中國成為宜居的國度，缺一不可。而這一切，均須這一代即刻擔起責任，“不等不靠”，自當下起步。

說到底，中國此刻最為重要的任務在於建立真正的政治，形成政治秩序，實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高智慧與至上之善。前面曾經引用過吳敬璉先生“改革正在過大關”這句話。其為“關”者，在我詮釋，最為核心的，就是政治與政治秩序也。中華民族奮鬥到今天這一步，俯仰於天地，無愧於天地，仍覺不安、有待努力的，不外乎在此。如果說此番“改革開放”，頭三十年主要在於解決溫飽，發展經濟社會，那麼，此後的三十年，應為政治建設的周期，實現從“訓政”向“憲政” 的和平轉型。一句話，積攢中華民族的政治智慧，建設中國文明的政治秩序，關乎中國能否真正崛起，關乎中國能否巍然而為昭示普世性人間秩序的文明共同體。一個不能提供普世之思的文明，斷斷乎不配偉大二字。也正是基此，重申在常態政治之下踐履日常政治之際，把握“決斷”這一政治的本質，實現中華民族的政治成熟，既是當務之急，更是長遠之思。

Original URL of the picture: http://tinyurl.com/y932z92

   

Old Time Rock & Roll

Bob Seger

Just take those old records off the shelf
I'll sit and listen to 'em by myself
Today's music ain't got the same soul
I like that old time rock amd roll
Don't try to take me to a disco
You'll never even get me out on the floor
In ten minutes I'll be late for the door
I like that old time rock and roll

Old time rock and roll
That kind of music just soothes the soul
I reminisce about the days of old
With that old time rock and roll

Won't go to hear them play a tango
I'd rather hear some blues or funky old soul
There's only one sure way to get me to go
Start playing old time rock 'n' roll
Call me a relic, call me what you will

Say I'm old fashioned, I'm over the hill
Today's music ain't got the same soul
I like that old time rock and roll

Old time rock and roll
That kind of music just soothes the soul
I reminisce about the the days of old
With that old time rock and roll

Old time rock and roll
Baby just soothes the soul
I reminisce about the days of old
With that old time rock and roll

Old time rock and roll
Oh it just soothes the soul
I reminisce about the days of old
With that old time rock and roll

Old time rock and roll
It just soothes the soul
I reminisce about the days of old
With that old time rock and roll
Old time rock and roll

晚上和Ricci匆匆忙忙從兵馬司的演出歸來，為了看這場Town Hall Meeting的現場直播。

很失望地獲悉舉辦場地不在同濟，而是上海科技館。不過很快也就釋然--同濟從來都不是寵兒學校。況且這些貴黨官僚如魚得水的學校，不都差不多嗎？1949年前有獨立精神和風骨的國立同濟大學，才是真正的同濟。換而言之，今天的中國，充斥盜用民國名校旗號的偽北大、偽清華，偽復旦、偽交大、偽同濟、偽浙大、偽武大。

然後等了差不多20分鍾，才見到Obama入場。此次對話由被揭簡歷造假的楊玉良校長主持。

當我獲悉很多提問的「上海大學生」其實都是大學老師兼貴黨黨員的時候，我一剎那的感覺比吃了一只死蒼蠅還要難受。不過，整個Town Hall Meeting還算成功，至少美國人幫助中國網民問出了GFW的問題。如下是我收看直播過程中的facebook狀態更新：

1. 聽眾是僵屍嗎？面無表情，毫無反應。偉大的天朝，即使是Obama也無計可施。

2.  RT @secretaryzhang 說: 第一位向奧巴馬提問女「學生」程熙,共青團復旦大學委員會研究室常務副主任;第二位男「學生」黃立鶴,同濟大學外國語學院團委書記。(via @doubleaf @sumomojean) (id 5758902112)

3. Wow, no questions about GFW!!! Incredible.

4. 惟一的一次鼓掌，是偽造的台灣網民問題。上海可恥，貴黨可恥。

5.  RT @wglxh: 其實站起來鎮靜地說：「總統先生，問這個問題可能讓我在今天之後永遠坐監獄，但是我還是想問。」媽的，無比安全的當民族英雄的時刻啊，都這麼白白錯過了，人不成名枉少年，都什麼素質啊！

6.  Finally, GFW!!!!!!

7. Go Obama! Tear down the Great Fire Wall!!!

8. RT @guodaxia:總算看穿奧巴馬了訪華的陰險目的了：讓全世界都看看中國的年輕人多麼sb。

9. RT @wenyunchao: 上海大學生，傻逼中的戰鬥機。

10.  RT @hecaitou 朱元天，復旦大學。你的大學教育如何使您榮膺諾貝爾和平獎，請他教授一點成功學。我日！今天的傻逼可以開飛機場了。

11. RT @dokie:今天提問的那麼多復旦大學的學生，只會讓人們以為他們讀的不是復旦大學，而是孵蛋大學，小鵪鶉們都被捂悶傻了。

12. RT @chang_ping 這是中國政府對這個問題的回答。RT @hecaitou 網易關於奧巴馬回答防火牆和Twitter的頁面，存活了27分鐘

我一直不太喜歡比爾蓋茨的言談，覺得缺乏新意，令人昏昏欲睡。可是有趣的是每次他和巴菲特坐在一起的時候，都是那麼妙語連珠。

 

昨天，巴菲特和比爾蓋茨出席了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的town hall meeting。整個見面會非常引人入勝。如下是我整理的一些精彩問答語錄。




CNBC主持人Becky Quick開宗明義，描述過往百年不遇的一年:




1. 主持人問兩人過去一年有沒有對資本主義以及美國人的生活方式產生過懷疑。巴菲特認為

蓋茨則看好美國連綿不絕的創新能力：


2. 回答第一個關於貪婪於腐敗的問題時候，巴菲特指出人性亙古未變，重要的是美國依然有優良的制度。巴菲特甚至對在場的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學生們表示“I'd love to trade places with any of you”.

3. 蓋茨被問及雷曼兄弟破產的時候有何感想。蓋茨說自己年輕的時候崇拜的兩家企業--王安電腦和Digital Equipment都破產了，加上IT行業見識得多了，所以一家金融公司破產了也沒啥感覺。更何況蓋茨也不明白雷曼兄弟具體的運營，所以打電話給巴菲特：“Should I be worried?” 得到的答案是：“A little bit.”

4.  巴菲特被問到是否應該在商學院裡給學生上倫理(Ethics)課。巴菲特說Ethics在家庭裡學更加有效。順便贊美美國的制度：


5. 一位俄裔學生問下一個誕生比爾蓋茨的行業是什麼，因為她想加入這個行業。蓋茨說很可能是能源和醫藥行業。巴菲特則說這個問題根本不重要，


6. Buffett被問及收購Burlington Northern的背後考慮，除了重申鐵路的能源效率外，還提出了新的觀點：


7. 有學生問兩人過往一年有否睡不著覺("What, if anything, keeps either of you up at night?")。巴菲特說：

 掌聲雷動。繼而老巴補充說：


巴菲特更拋出一個耶穌式的寓言：


8. 有人問現在全球股市大幅反彈是不是過於樂觀了一些，現在可不可以入市。巴菲特說短期趨勢無法估計，但是舉1954年的美國股市為例，當年美國的失業率急劇上升，但股市卻屢創新高。所以--


他加重語氣:


9. 主持人這時候插話了：老巴你不也是買了比亞迪了嗎？您老人家還是很看好其他國家的吧。巴菲特說：

蓋茨大致同意巴菲特，但更加強調中國的美好前景，因為"they are a large enough population that great things are happening there"。

10. 巴菲特在回答關於MBA教育問題的時候大贊其恩師Graham和Dodd:

同時以精明投資者的眼光表示願意當場出10萬美元購買在場任何一個人未來的10%的收入。如果有學生願意提高自己的交際能力的話，那麼這個價格會提過50%，即15萬美元。“See me after class and I'll pay you 150-thousand.”

這時候主持人秀出巴菲特當年在哥倫比亞的照片。老巴說：


11. 一個學生問巴菲特和比爾蓋茨相互欣賞對方的什麼優點。巴菲特說他最崇敬蓋茨對於財富的態度：


蓋茨則敬佩巴菲特的"desire to teach"--


12. 能找到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當然好，但是找不到怎麼辦？一個葡萄牙學生發問。蓋茨的回答比較務實--you have to try different experiences.


巴菲特則說第一重要的是marry the right person--

然後如果你結婚了還不確定自己喜歡做什麼，那麼就不計報酬，找一份自己夢想的工作--

巴菲特舉例自己和Ben Graham工作的時候就是這樣，根本不知道薪水有多少，但是--


13. 一個二年級學生問Ben Graham的投資原則是不是已經過時了，巴菲特的回答是否定的，並且重申”the worst investment you can have is cash. “ 一個投資者應該"find a good business and stick with it." 一旦發現好的投資機會，就應該果斷出手--


14. 蓋茨認為新興能源行業可能只是曇花一現，現階段不宜沾手:


15. 問及一個企業領導人應該具有什麼樣的特點，巴菲特說：


16. 這個問題比較有趣。主持人問巴菲特和蓋茨"what makes you stand out from the crowd?" 巴菲特的回答比較搞笑：


不過，巴菲特說，他受益於自己的幾個老師，其他的人的話就不怎麼聽了。


蓋茨則說人的一生中某些自信的時刻很重要：


17. 巴菲特認為好的投資需要花很長時間准備和計算，但真正做出投資決定只需要5分鍾："that's 50 years of preparation and five (minutes) of decision making." 而且，"the good decisions...don't take any time at all. If they take time, you're in trouble."

18. 如果美國是一支股票，你會現在買入嗎？蓋茨表示自己會買入。而巴菲特的回答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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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面會全文下載地址：http://bit.ly/2EUTMG

2007年6月，匯豐銀行在英國樓市最火爆的時刻，以創紀錄的10.9億英鎊的價格把其倫敦總部大樓售予西班牙地產商Metrovacesa SA，並提供8.1億貸款給買家幫助完成此次交易。

2008年12月，匯豐銀行趁Metrovacesa SA財務狀況惡化，以8.38億英鎊的價格購回倫敦總部大樓，淨賺2.5億英鎊。

2009年10月，匯豐將其倫敦總部大樓出售給韓國退休基金(National Pension Service of Korea)，作價7.72億英鎊。認為匯豐做了虧本買賣的同學請自行查看英鎊匯價。

对了，這一次韓國人付的是現金。

詳細報道：HSBC Agrees to $1.29 Billion U.K. Headquarters Sale

英鎊/美元價格變化：

遇到重大財經事件發生，除了對於事實細節的報道之外，你會讀哪一家媒體的實時分析？我會讀Lex專欄。

以能源價格為例，如下的Lex分析，是近期花樣百出令人生厭的分析預測中唯一靠譜的一個。以其豆腐塊規模，輕松打敗洋洋灑灑的長篇大論。


《信報財經新聞》社的翻譯：

1. New York Times今天B1版頭條"Goodbye to Reform of 2002"一文提到：


2. 還是New York Times, 還是B1版，今天最熱門的文章之一"A Not-So-Guilty Pleasure"說到在金融危機下，美國消費者學會節儉度日，各種消費品銷量皆呈萎縮勢頭，唯有一樣東西例外--鞋子。為什么呢？

在介紹了眾多千奇百怪的解釋后，Stephanie Rosenbloom引述某磚家的說法，很可能的一種解釋是『節儉疲勞』(frugal fatigue)：

3. The Atlantic (大西洋月刊)本月的"The Snatchback"一文介紹53歲的美國老兵Gus Zamora。此君的職業是『跨國抓捕』被外國婦女帶走的兒童--很多跨國婚姻破滅的時候，外籍婦女不由分說把孩子帶回自己的國家，于是丈夫們就花數萬美元雇Gus同學把小孩子抓回來。不過，很多時候他的行動不被外國司法機構認同，比如日本在他眼里就非常不靠譜。為了證明日本不靠譜，作者舉了一個例子：

在這篇關于法蘭克福書展的唯一沒有撒謊的國內報道提到：


全文見：《中國文化在法蘭克福》（刊于《南方都市報》2009年11月1日GB20版）

在中國大陸呆過的讀書人，不可能沒聽過參與編寫《新英漢詞典》並主編《英漢大詞典》的陸谷孫。年近古稀的陸谷孫先生最近在南都專欄上發表了一篇《為什麼不可以穿睡衣上街？》，好評如潮。我最欣賞的是如下的段落：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在平面媒體上對GFW發難。我之前寫過一篇關於周立波的評論《周立波：光耀上海門楣》，拼湊出了上海文化領域的三個問題，豆瓣的朋友夠犀利，一語道破：「其實，一二三說到的問題，歸根結底都是一個問題。」

無錯，只要上海一日被偉大光榮正確的(敏感詞)綁架，無法自由發出自己的聲音，則無論她是否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甚至超過香港，她都不是我的那杯茶。時至今日，大中華地區唯一讓我產生故鄉般的文化認同感的地方，仍是尚未完全淪陷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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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圖來自The Atlantic雜志2008年3月"The Connection Has Been Reset" by James Fallow, 文末的一段可謂振聾發聵，和陸先生的發問有異曲同工之妙：

2008年8月27日，平平淡淡的一天，香港恆生指數收報21104.56點。

一年多後的今天(2009年月30日)，恆生指數收在21752.87點，升了大約3%。

換句話說，假如2008年8月27日你的航班發生故障，被迫流落到一個與世隔絕的小島上，掙扎了一年後獲救，重新看股市數據，你會覺得過去一年什麼事情都沒發生，恍然不知過去一年中，恆生指數一度跌到一萬點附近，有多少社會底層失去了生存的基本保障，多少中產階級的富貴夢一夜間破滅，多少牛市中有頭有臉的人物為世人唾棄，甚至淪為社會公敵。

2008年8月27日，我把當時報紙上熱衷談論的一些股票做成了一個模擬組合，合計70種股票，魚龍混雜，既包含大藍籌股，又有二三線股，還有一些被列入我的永久黑名單的老千股。需要聲明的是，此組合完全不代表我的投資哲學，純粹出於好玩的心理而建立。

14個月之後，假設每股買入一手，整個組合的回報，不计股息及紅股，達到9.02%，差強人意，至少比很多醒目的財經演員們的成績好多了。

現在看看這些公司的表現，相當有趣。先看表現最好的十個股票：

十大表現最佳的股票中間，有三個市值低於50億港元(安莉芳、湖南有色和小肥羊)，一個市值介於50億和100億之間(金山軟件)，三個市值介於200億和500億之間(玖龍紙業、中國太平和青島啤酒)，剩余兩個騰訊和阿里巴巴的市值分別為2490億和913億。第一名玖龍紙業2008年經歷了一場空前的「洗倉」，股價從20多元直插5元以下，不想金融危機期間大領風騷。排名第二的金山軟件，當時尚屬「半新股」，主打產品包括著名的金山詞霸、金山毒霸、WPS Office。第三名安莉芳，生產Embry牌的胸圍、內褲、泳衣及睡衣。第四名騰訊和第五名阿里巴巴，同屬名氣很大的互聯網股，但騰訊一直升勢喜人，而阿里巴巴當時剛剛經歷了一場直線下降。第六名湖南有色金屬，規模只有20多億，當時已經經歷了一場大幅下跌--從07年的8元一路跌到08年2元以下。第七名中國太平保險，不太了解。第八名青島啤酒近年來銳意進取，在國內啤酒業成為無可爭議的一哥。第九名和第十名人人熟知，業務和金融危機基本沒關系。

表現最差的十個股票

以上股票中第一名蒙古礦業是無可爭議的老千股，絕對應該避免沾手。第二名香港建設屬於財技很牛的公司，消息公告不斷，和中信前主席王軍有不一般的淵源，不推薦。有趣的是中交建、中移動、中遠洋、北京機場、中石化、聯想這些牛氣沖天的公司，居然大幅落後大市：喜歡坐過山車的朋友，過去一年絕對應該買一手北京機場，盡享無限樂趣。碧桂園我無法評價，此公司我一直不喜歡關注也很少。第五名的超大農業下跌不算離譜，此股08年上半年基本上是逆市上升的。但此股我一直懷有戒心，因它家的報表有太多我讀不懂的東西。但無論如何，一家以種植農業為主的公司市值可以達到接近200億，也是很不容易了。

以下是其他部分表現介於中間的股票：


總結一下？很難。不過整體上我覺得當初那些看起來很牛的公司(比如傳說中的有「奧運概念」的北京機場)表現反倒不如那些默默無聞的small potatoes, 如安莉芳、金山軟件、小肥羊之類，甚至人人爭先恐後拋出的股票，如玖龍紙業。其他的，我就沒有新的見解了。

題圖漫畫來自2007年8月27出版的The New Yorker雜志

再次原封不動地抄襲Ricci的部落格……

雲上太陽

June 07, 2007 1:43 PM @ Hong Kong

  很久沒有去教會了。。。雖然很清楚自己現在的狀態沒準備接納任何宗教信仰，今晚還是和舍友一起去了北角的一個教會，不爲什麽，只是突然很懷念在那裏感覺到的那份心靈的恬靜和溫柔，還有唱聖歌時眼中含著淚水的感恩。。。

2009年夏天，耗資9800萬美元（相當於大約6.7億元人民幣），歷時兩年多的卡內基梅隆大學計算機學院綜合樓(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Complex,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終於建成，部分系所師生陸續遷入。

 

由於Bill and Melinda Gates基金會和Henry L. Hillman基金會各捐贈了2000萬、1000萬美元，該建築主體被命名為Gates Center for Computer Sciences，而前翼則命名為Hillman Center for Future-Generation Technologies，合起來簡稱GHC. 2009年9月22日Bill Gates出席了GHC的剪綵典禮。



現在，GHC已經成為卡梅校園最靚最具現代氣息的建築。回顧之前和GHC相關的“和諧門”事件，非常耐人尋味。

計算機學院師生遷入GHC的時候，正值這個建築最後的收尾階段，樓道算不上整潔，電梯時見故障，一些辦公室的傢俱也放置得有問題。很多人對這座富麗堂皇的建築的初體驗不可能太好，自然有很多怨言。

當怨言不斷地傳到學院院長Randal Bryant的耳中，他覺得自己有必要寫一封信給大家解釋一些事情。



2009年8月24日，Bryant院長發了一封email給"scs-all"，也就是整個計算機學院的教授、學生及職工。此信開門見山，說他對身邊的教授和學生的“a litany of complaints or a lack of enthusiasm about the new facilities"感到非常憂心和關切。所以，Byrant院長說：

Byrant接著道出了師生們的抱怨帶來的負面影響：
那麼大家應該怎麼做呢？Byrant院長提出了建議：
 
最後，Byrant院長解釋了為什麼要這樣做：
此信一處，在校園內引起軒然大波。很多人認同Byrant院長的出發點，但是無法接受自己的院長居然要求自己shut up。據說很多學生一度因為這封email拒絕搬到GHC.



在卡內基梅隆大學教職工報紙"FOCUS"進行的一項調查中，收到了如下回應：


而Byrant院長接受採訪的時候解釋了自己的用意：

不管如何，此信帶來的爭議甚廣，以至於兩週後Byrant院長重新發了一封email給"scs-all"，為自己之前的措辭表達歉意，並且表示，無論何時，卡耐基梅隆大學不可能限制師生員工的言論表達自由。此前的信是發給那些真心熱愛GHC的人們，只是為了避免他們陷入一種抱怨的文化當中。

自此，“和諧門”事件告一段落，並且成為卡梅一些教授的公共傳播課案例。

中國豪俠

by 陶傑

刊載于2009年9月23日《蘋果日報》之《黃金冒險號》專欄

中國剩下的一條真漢子是誰？是北京藝術家艾未未。艾未未一臉于思，火爆的性格，敢作敢為的擔當，這樣的人物，真不像中國男人──他不猥瑣，不騎牆，不龜縮，他把一條性命豁了出去，他是一件絕品。

仔細看看他的造型：這個熱血男子，不屬於現代。唐朝的虬髯客、刺客大鐵椎；《水滸》的李逵和魯智深，甚或清末的大刀王五，鐵肩道義的俠客，生死盟交的義人，艾未未是中國豪俠的隔代傳人，如果他是你的朋友，你死了，向他託孤，有他一拍胸膛，你可以死而瞑目。

當「漢子」這種產品在中國庶幾絕種，幸而還出了一個艾未未。在這個硬漢的身上，傳承了燕趙悲歌之士的悲壯，重現了唐宋風塵俠客的英魂。尤是之故，艾未未的出現，令人相信中國還有希望。難得的是，這位俠客宜動宜靜，他是設計師，也是關懷弱苦的行動派。他不為名利，只知道義所在，生命在所不計。他堅持原則，看不過眼的事情，他要揚聲。外國朋友來到，我向他們推介一位真正的中國男人，就是這個北國的漢子。到了中國，想辦法結識他吧，與他交往，你就知道二千年前的中國人，跟現在不一樣。他的爸爸是詩人，沒想到養育了這樣一個出色的兒子。

無論豹隱江湖，還是俠行市賈，艾未未是血性和良心的代表，北方有這樣的男人，如此剛勇的氣質，他在危難和困厄中默默活出生命的光輝。艾 未未是民族的真品牌，國家的真驕傲──如果你還相信國家民族的話。他令香港的小男人益發猥瑣，無地自容。因為他的睾丸酮和良心並發，他的毅力和品格並高。 當代還有這樣一位豪俠，如在黑暗的長夜見電光，如在翳悶的濁世聞風雷。願上天降佑於這位俠士，願他的義勇得到回報，願他安全，而且找到他的理想，因為黑夜 盡處，我們相信，必是曙色漫天的黎明。

廷龍注：以下的文字轉自吾妻Ricci的私家部落格，在此推薦一下，呵呵。

題圖：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之“天人合一” (來自 http://bit.ly/2hoXqe)

剛讀了這篇文章，很是感動。在中國大陸的校園里呆了這么多年，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校長(亮亮旁白：你根本就沒見過校長!)，也不知道做學生的可以這么肆無忌憚的對待一位頭頂校長光圈的人。

后 來到了中大(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耳聞目睹了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比如在中大學生在畢業典禮上因為向董建華授予名譽博士學位而公然向劉遵義校長發難--場面也相當有意思：兩個 學生，一個學生扮成董建華，另一個扮成劉遵義，后者不停地給前者擦鞋。而劉遵義當選全國政協委員時，校園里更一度掛起內地慣見的標志性紅色條幅，上書簡體 中文：“热烈祝贺刘遵义同志当选全国政协”。

面對這些，校長好像還是那么不瘟不火笑呵呵的傻在哪里，任由學生惡搞，任由那紅色條幅橫掛。很長一段時間里，我一直都覺得這幫養尊處優的小孩子實在是既幼稚又無聊，而我們的校長也實在是太不陽剛，一點沒有校長的威嚴。直到有一次，偶然看到了鄧小樺的《中大異議者．無家的鬼魂－中大舊生寫在校方頒授董建華榮譽學位之後》，才知道抗議精神以及與主流不合作素來是中大的核心價值，而歷史上的中大校長都會小心翼翼地捍衛這種傳統。今天，看了梁文道的文章，不由得對高錕校長肅然起敬，更對我親愛的母校生發了一種莫名的類似遺老遺少的情愫。

我的老校長高錕

by 梁文道

我 以前從來都不覺得香港的大學有多好。你看那些學生，畢業典禮總是人人手抱一只毛毛熊，不說還以為是幼稚園結業呢。至於老師，不是不好，只不過研究多用英文 出版，而且以論文為主，書店很難見得著，不像大陸學者，著作等身的人多得是，看他們的作品一字排開擺在書店，威風得不得了。校園氣氛就更不要提了，許多大 牌學人來演講，也都只有小貓幾只去捧場；學術沙龍？那是什麼東西呀？沒聽過！

直到近幾年在大陸跑多了，見過不少名牌學府的另一面，聽過不少著名“大師”的笑話，了解到整個高等教育界的運作方式之後；我才知道，原來香港的大學也不算太差。

你 看，英國《泰晤士報》公布全球大學排行榜，香港有3家進了前50呢。可是這還不是最重要的。而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學的前校長高錕，剛拿了今年的諾貝爾 物理學獎，這難道不是很威風嗎？但坦白講，當年我念書的時候可不以為他有這麼厲害；相反地，我們一幫學生甚至認為他只不過是個糟老頭罷了。我的一個同學是 那時學生報的編輯，趕在高錕退休之前，在報上發了一篇文章，總結他的政績，標題裡有一句“八年校長一事無成”，大家看了都拍手叫好。

不 只如此，當時高錕還接受中央政府的邀請，出任“港事顧問”，替將來的回歸大業出謀獻策。很多同學都被他的舉動激怒了，認為這是學術向政治獻媚的表 現。於是在一次大型集會上面（好像是畢業典禮），學生會發難了，他們在底下站起來，指著台上的校長大叫：“高錕可恥！”而高錕則憨憨地笑，誰也不知道他在 笑什麼。

後來，一幫更激進的同學主張打倒行之有年的“迎新營”，他們覺得那是洗腦工程，拼命向新生灌輸以母校為榮的自豪感，其實是種無 可救藥的集體主義，很要不得。就在高錕對新生發表歡迎演講的那一天，他們衝上去圍住了他，塞給他一個套上了避孕套的中大學生玩偶，意思是學生全給校方蒙成 了呆頭。現場一片嘩然，高錕卻獨自低首，饒有興味地檢視那個玩偶。

後來我們才在報紙上看清楚他的回應。當時有記者跑去追問正要離開的校 長：“校長！你會懲罰這些學生嗎？”高錕馬上停下來，回頭很不解地反問那個記 者：“懲罰？我為什麼要罰我的學生？”畢業之後，我才從當年干過學生會和學生報的老同學那裡得知，原來高錕每年都會親筆寫信給他們，感謝他們的工作。不只 如此，他怕這些熱心搞事的學生，忙得沒機會和大家一樣去打暑期工，所以每年都會自掏腰包，私下捐給這兩個組織各兩萬港幣的補助金，請他們自行分配給家境比 較困難的同學。我那位臭罵他“一事無成”的同門，正是當年的獲益者之一。今天他已經回到母校任教了，在電話裡他笑呵呵地告訴我：“我們就年年拿錢年年罵， 他就年年挨罵年年給。”

上個月，我們中大人戲稱為“殖民地大學”的香港大學也出了條新聞，他們把名譽院士的榮銜頒給了宿舍“大學堂”的 老校工“三嫂”袁蘇妹，因為“她以自 己的生命，影響了大學住宿生的生命”。這位連字都不識的82歲的老太太，不只把學生們的肚皮照顧得無微不至，還不時要充當他們的愛情顧問，在他們人生路上 遇到困難的時候，以自己的歲月澆灌他們茫然的青茅，所以一向有“大學堂三寶”之一的稱號。那一天，“三嫂”戴著神氣的院士圓帽，穿上紅黑相間的學袍，是一 眾重量級學者之間最燦爛的巨星。她一上台，底下的老校友就站起來大聲吶喊，掌聲雷動；不管他們的頭發是黑是白，不管他們現在是高官議員還是富商名流，他們 都是她的孩子。

我和高錕可就從來沒這麼親近過了。八年裡頭，我只當面對他說過一句話。那一天我們幾個同學從圖書館出來，正好見到他走在 前面，馬上揉搓成了一團紙朝 他丟過去。他一回頭，我就指著另一個同學笑著大喊：“校長，你看他居然亂丟垃圾！”總是笑得有點傻的校長一如以往，頓了一頓才反應過來，慢吞吞地說：“這 就不太好了。”我們立即笑作一團，看著他的背影漸漸遠去。

前一陣子，香港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跑到中大演講“領導的藝術”，居然大談什麼“包容是領導最重要的美德”，我聽了忍不住搖頭輕嘆：“你來我們這裡講包容？”

去 年開始，高錕得了老年痴呆症，最近記性有點衰退了。這也不是不好的，因為我希望他忘記當年我們的惡作劇，忘記我們侮辱他的種種言行。但我又是多麼多麼地盼 望他，我們的老校長，能夠記住他剛剛得到的是諾貝爾獎，記住他提出光纖構想時的喜悅，記住他和夫人一起拖著手在校園內散步的歲月，記住我們畢業之後，偶爾 在街上碰見他，笑著對他鞠躬請安“校長好”時的衷誠敬意。

看到鐵凝主席的如下大作，我震驚地說不出口。我記憶中的鐵凝，是那個寫出《哦，香雪》和《永遠有多遠》的鐵凝。世道變了，拍出《活著》的張藝謀搖身一變成為中國的Leni Riefenstahl，對一個二三流作家的她能有什麼更高的期待呢？不過，讀到這種荒謬不經、可恥可笑的文字，依然讓我黯然神傷了一陣。

我相信不是她的錯，而且每個人都可以把這種“平庸的惡”合理化，不懺悔也不道歉－－賣毒牛奶的人不後悔，因為他要養家糊口。為極權政治搖旗吶喊的作家不反省，因為他是被迫的。從事崇高的GFW工作的人也不覺得有什麼，因為他不做還有其他人做。義正詞嚴譴責“螳臂當車的歹徒”的播音員也沒有任何問題，因為那只是一份工作。毆打記者的國慶工作人員更加情有可原，是為了顧全大局。

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不懂羞恥。

我也相信我們不是一個注定不能產生傑作的民族，不要忘了我們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官方秘而不宣的高行健先生。可是一剎那，我真的絕望的覺得，如果中共繼續執政100年，這個民族的靈氣就快要死絕了。

從這個意義上，我贊同安替的話：“看中國人寫的科幻小說，最可怕的不是宇宙毀滅，而是百年後中共依然執政。”

Source of the illustration "War is peace, freedom is slavery, ignorance is strength": http://bit.ly/1uW5Vi

同意王三表的判斷，這篇新華網文章是關於“諾貝爾獎和中國”這一話題的有史以來最牛的評論。

新華網評

完美的中國根本不需要諾貝爾獎

2009年10月12日 09:45:36

原文鏈接：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9-10/12/content_12214921.htm

每年的諾貝爾獎公布之日，總是國人的傷心之時，並且總會在國內各大媒體上和國人的心裡激起陣陣喧嘩與騷動。這種喧嘩與騷動往往是非理性的，混和著羨慕、抱怨、嫉妒、憤怒等等復雜的感情。
   
國人總是將中國拿不到諾獎歸因於外在的某種原因，或者質疑評獎的公平性與公正性，認為諾獎評委對中國有偏見，評獎過程受西方政治勢力的操控，或者干脆聲明本國的某某人完成有實力獲得諾貝爾獎……。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卻很少有清醒而理性的自我反思。別的不說，就拿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來說吧，國人就對赫塔·米勒為什麼能獲獎提出了質疑，說她只是德國文學中的“局外人”，在歐洲文學圈子裡只能算得上是“業余作家”，平時還需要打工，之所以獲獎是由於所謂的“跨文化另類癖”。在如此這般地貶低作為外國人的獲獎者的同時，國人也不忘抬高自己，如鄭淵潔就在自己的博文裡“預言”——《狼圖騰》作者獲諾貝爾獎只是時間問題；此外，像往年一樣，津津樂道於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高錕的“華人”身份，也是國人進行心靈“自慰”或“意淫”的慣用伎倆。
   
然而，建國以來，國人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所成就的究竟有哪一樁哪一件足以與諾獎獲得者的成果並駕齊驅呢？有哪一位中國作家的作品足以立足於世界文學之林，和世界上第一流作家的作品相媲美而毫不遜色呢？沒有，絕對沒有。如果諾貝爾獎的評委真的將任何一個門類的獎項頒發給國人，那才是最大的不公平和不公正，是對諾貝爾獎的侮辱，也是世界自然科學界與社會科學界的奇恥大辱——因為中國人根本沒有資格也不配得到這一獎項。
   
除諾貝爾和平獎外，諾貝爾獎最看重的是具有獨創性和原創性的思想與成果——這恰恰是國人最缺乏的。只要是在中國的教育體制和社會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科學家與文學家，恐怕沒有一個能抵擋住這種嚴酷的外部環境對他或她的想像力和創造性日積月累的侵蝕和摧殘，因為中國的教育體制和社會環境做得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從兒童出生那一天起，就以種種“為了……好”的崇高理由縛住他們的手腳和思想，等到他們長大成人，還具有獨立思想的能力和豐富的想像力的人早已是鳳毛麟角，所剩無幾了。
   
中國的兒童打生下來那一天起，其未來的大部分事務就早已被預定了，即由成人世界給我們安排妥當了——兒童生活於其中的家庭、學校、社會不但“包辦”了他們的衣食住行，更“包辦”了他們的思想——面對已遭遇、將遭遇、未遭遇的各種問題，他們很少需要自己直接去面對，自己動腦筋去解決，只需要按照成人世界預先的安排被動地應對就行了；此外，成人世界還為他們預備了“放之四海皆准”的永恆的且唯一正確的真理，他們的任務就是被動地接受這種真理，並把它一代一代地傳遞下去。
   
雖然這一對於成長中的一代人近乎全面的從物質到思想的“包辦”剝奪了國人的創造性，但卻使中國社會進化成了一個人人向往的“完美社會”。盡管諾貝爾的光環可能永遠不會照臨到我們的頭上，但我們的人民卻像欄裡吃得肚滿腸肥的豬一樣，個個幸福安康。
   
不管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的進步，其終極目的無非就是為了人類的幸福和生活品質的提高——既然我們中國的社會已經是非常非常完美了，我們中國人已經生活得很幸福了，我們還需要諾貝爾獎來錦上添花嗎？何況，中國的政府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嗎？我們完全可以自己設置N個在獎金的量上遠遠超過諾獎的獎項自己發給自己。讓外國人去爭什麼勞什子諾貝爾獎吧！完美的中國根本不需要諾貝爾獎。（司馬清）

Source of the illustration: http://bit.ly/Dp1b9

作為“藕粉”，在此慶祝一下。

The New York Times
Fri, October 09, 2009 -- 5:08 AM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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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ack Obama Wins Nobel Peace Prize

The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w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his extraordinary efforts to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peoples," the Nobel
Foundation said in Sweden on Fr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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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 (6:04PM Oct 9th, 2009)

from	President Barack Obama<info@barackobama.com>
reply-to		info@barackobama.com
to		Tinglong
date		Fri, Oct 9, 2009 at 5:59 PM
subject		A call to action

Tinglong --

This morning, Michelle and I awoke to some surprising and humbling news. At 6 a.m., we received word that I'd been award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09.

To be honest, I do not feel that I deserve to be in the company of so many of the transformative figures who've been honored by this prize -- men and women who've inspired me and inspired the entire world through their courageous pursuit of peace.

But I also know that throughout history the Nobel Peace Prize has not just been used to honor specific achievement; it's also been used as a means to give momentum to a set of causes.

That is why I've said that I will accept this award as a call to action, a call for all nations and all peoples to confront the common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 These challenges won't all be met during my presidency, or even my lifetime. But I know these challenges can be met so long as it's recognized that they will not be met by one person or one nation alone.

This award -- and the call to action that comes with it -- does not belong simply to me or my administration; it belongs to all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ho have fought for justice and for peace. And most of all, it belongs to you, the men and women of America, who have dared to hope and have worked so hard to make our world a little better.

So today we humbly recommit to the important work that we've begun together. I'm grateful that you've stood with me thus far, and I'm honored to continue our vital work in the years to come.

Thank you,

President Barack Obama

祝賀他解脫思想者的地獄40週年。

如果他們當初沒有去香港，則他們不過為偉大的建國大業添了几絲炮灰而已。所以，他們的榮耀是香港的驕傲，華人的驕傲，但絕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驕傲。

高錕：1933年出生於上海法租界。1948年家族移居台灣，後高錕父親攜其家眷再遷往香港，中学就读于香港圣若瑟书院。1966年發表突破性的論文《光頻率介質纖維表面波導》。2009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崔琦：1939年出生於中國河南省寶豐縣肖旗鄉范莊村。1951年，不識字的父母為了他的前途著想，決定讓年僅十二歲的崔琦隻身遠赴香港，投靠兩位姊姊。之後在香港培正中學接受教育。1958年獲香港基督教會獎學金留學美國。1967年獲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1998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其父母葬身于“三年自然災害”。

丘成桐：1949年4月4日生於廣東汕頭，旋即全家移居香港。中學時就讀香港培正中學，1966年入讀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數學系。1983年獲菲爾斯數學獎。

延伸閱讀：

信報圖片

今天看到新聞，Ricci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1987-1996)高錕獲200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後來看到中大校長劉遵義的信件：



還有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的聲明：

生於上海金山一個富裕的律師家庭的高錕，在上海就讀國際學校，然後在香港接受中學教育，後深造英國，現居于香港。

關於高錕，我在香港的時候雖然多次在報紙上目睹其名，但真的認識不多。信手搜索一下，2006年的《李天命網上思考》論壇（李天命是香港中文大學一位著名哲學教授，我會另文介紹）上，有如下的網友評論：

另外看到一則新聞，才知道高錕是徐小鳳的粉絲，有意思：


附上《文匯報》（中共在香港的喉舌之一）的專訪，個中對於香港科研實力的判斷，我實在不能再同意了：

國慶60週年大閱兵，驚現戴黑墨鏡、穿黑西裝、打黑領帶的前總理朱鎔基先生，靜靜地站在城樓憂傷的一隅。

詭異的是，CCTV的全程直播(不能不說一句，這是我看過的史上最爛的CCTV轉播)鏡頭基本上迴避他，以至於鳳凰衛視主持人認為朱鎔基缺席國慶慶典。

    

黑色領帶

作詞：李敏　
作曲：黃貫中　
編曲：黃貫中
演唱：陳曉東

*其實去與不去　疑慮對與不對
若是去願所得歡笑會勝過眼淚
留下醉與不醉　還是退與不退
為什麼　自己的心裡　永遠有顧慮
參加者的嘴巴　每講一句
遺棄跟記取　仍是迷堆*

#又束起黑色領帶　是這宴會極龐大
或者參與了人方可領悟理解
又束起黑色領帶　是非黑白及成敗
或者經過了　才方知我愉快　不愉快#
Repeat *#

看這個結　仿似此刻的心態
我既要戴也想解
看這個我　想法有一點古怪　可否瞭解
Repeat #

China’s sixty years of living dangerously

By Jonathan Spence (史景遷)

Published in the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30 2009 22:47 | Last updated: September 30 2009 22:47

Sixty years ago, China was in a chaotic condition. Few people inside or outside the battered country would have bet much on its chances of survival over the long term. The devastating effects of Japan’s invasion and occupation were visible from northern Manchuria to the southern border; the Soviet Union had shown no great faith in China’s future as a viable state and was unimpressed by Mao Zedong’s eccentric and personalised leadership style; Great Britain and France seemed still intent on shoring up their economic presence i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Korea was divided and unstable; Tibetan policy was uncertain;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forces were consolidating their anti-Communist bastion on Taiwan; and the US, though nominally neutral in China’s protracted civil war, had clearly been disillusioned about the chances of China establishing any kind of viable democratic structure as the Communists tightened their hold over a population of close to 600m.

The fact that China’s Communist regime was nonetheless able to hold on to power for the following 60 years is one of history’s most unlikely political wonders. The attempt to find a convincing explanation for the role of Mao Zedong in this grows harder rather than easier year by year. Again and again, by dint of his persistence and apparently unshakeable ideological self-confidence, Mao was able to impel his political allies an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subjects to follow him into utterly unknowable terrain: immense military commitment to the cause of North Korea, a ruthless use of mass-criticism campaigns to destroy China’s capitalists and intellectual elites, implementation of compulsory land seizure and redistribution, emasculation of all unions, nationalisation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investments and assets, nationwide suppression or censorship of the press and other media, ideological obedience in schools and colleges, political use of the power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collectivisation of rural land-holding, labour and the market system.

When, in the late 1950s, the enforcement of totally unviable farming procedures was added to this list – close planting, ever-deeper ploughing, stripping of grasslands, destruction of livestock, uprooting of private vegetable plots – China was set on course for one of the most deadly famines in human history. Barely had some economic recovery begun in the mid-1960s than Mao instigat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esigned to eradicate all traces of China’s history and culture – along with the living exponents of that culture, be they party officials, artists, teachers, the elderly or schoolchildren. Many of these policies remained in place after Mao’s death in 1976, and correction of the worst abuses often took decades.

But it will not ultimately help us to view these volatile years as just a chamber of horrors that ended with a burst of trumpets hailing the arrival of Deng Xiaoping. Deng, after all, worked alongside Mao for decades as a meticulous and successful supervisor of Communist party recruitment and management. Deng was no automatic lover of liberty, no inveterate believer in the virtues of pluralism. If he was willing to tolerate new levels of artistic and literary expression during the “Democracy Wall” movement of 1978 and 1979, he was also perfectly willing to close that period of fairly free expression when he felt that social order was threatened.

A decade later, when he felt that the atmosphere of the Tiananmen demonstrations was moving in the direction of criticism of the party and fostering rebelliousness even among the workers and ordinary citizens of Beijing, Deng moved to use the military with deadly effectiveness. Nor did he ever hint that such forceful suppression might not have been the correct response. As had been the case with Mao, who purged even his most senior colleagues (including, for a time, Deng Xiaoping), Deng himself purged his own designated successors for their slackness in suppressing disorder, even though they had been dazzlingly successful at steering the economy into a new market-directed path. Subsequently, though Deng was still regarded as China’s supreme political leader, he left the day-to-day running of the country and the party to comparatively unknown and untried political and party allies.

From 1997 – the year in which Deng died in his early 90s – China has been run by a sharply restricted number of senior party members, who reach consensus on a small number of safe figures from the party bureaucracy to hold the reins of power publicly: currently the two most visible are Hu Jintao (as president and party chairman) and Wen Jiabao as premier. These two men and their visible cohorts are a homogeneous group, born during the final years of the civil war, just before the Communists came to power. They are well-educated and poised, but any claims they might have to be members of a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 are limited to their experiences during the years of the collectivisation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labour in the countryside during the subsequent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o courses attended in the party school. In any case, they will be retiring in 2012, passing the leadership torch to a new generation of 60-somethings, with even less experience of social upheaval.

For these leaders of the new China, Mao’s era is long gone. They will get little guidance from his spirit as they explore the deeper recesses of China’s own early history, ponder the possibilities of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scan the world for access to new and expanded energy sources, calculate China’s best investment strategies or estimate the costs of a new blue-water navy.

The writer is Sterling professor emeritus of history at Yale. His latest book is 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

Original link: http://bit.ly/C3ocS

你工作的時候聽什麼音樂？

我會聽Screte Garden, 那唯美而引人沉思的旋律，在漫長的白天和黑夜里，永遠給我希望、勇氣和力量。

最妙的是，我們這個時代有一個潘多拉的盒子(Pandora.com)。從2006年第一次接觸開始，這個音樂盒子一直是我的心水網站。Pandora就像你的私房樂隊，小心翼翼地摸索你的喜好，但又絕不愚蠢地迎合你，總給你新的發現和驚喜。

就像我這樣一個對音樂一無所知的人，三年下來，也通過Pandora，慢慢發現自己最喜歡的音樂風格不外乎具備如下幾個特徵：

new age aesthetics;
folk influences;
an overall meditative sound;
acoustic sonority;
mild rhythmic syncopation

有了Pandora, 誰還會去用Baidu mp3或者谷歌音樂？

我毫無保留地向每一個喜歡音樂的人推薦Pandora, 也歡迎大家分享我的Secret Garden電台，網址為：http://bit.ly/SecretGardenRadio

    

Gates of Dawn

Writer: Brendan Graham and Rolf Lovland

The wheels of life keep turning.
Spinning without control;
The wheels of the heart keep yearning.
For the sound of the singing soul.
And nights are full with weeping.
For sins of the past we’ve sown;
But, tomorrow is ours for the keeping,
Tomorrow the future’s shown.

Lift your eyes and see the glory.
Where the circle of life is drawn;
See the never-ending story,
Come with me to the Gates of Dawn.

And whose is the hand who raises
The sun from the heaving sea?
The power that ever amazes –
We look, but never will see?
Who scattered the seeds so life could be,
Who colored the fields of corn?
Who formed the mould that made me – me,
Before the world was born?

Lift your eyes and see the glory.
Where the circle of life is drawn;
See the never-ending story,
Come with me to the Gates of Dawn.

Lift your eyes and see the glory.
Where the circle of life is drawn;
See the never-ending story,
Come with me to the Gates of Dawn.

Lift your eyes and see the glory.
Where the circle of life is drawn;
See the never-ending story,
Come with me to the Gates of Dawn.

Keep away from people who try to belittle your
ambitions. Small people always do that, but the really
great make you feel that you, too, can become great.

- Mark Twain

Link to the cartoon: The New Yorker